關注加拿大移民聆聽加拿大故事:現在聊起梅維斯·迦蘭,很難不把她同艾麗絲·門羅聯系起來說。兩人都是加拿大女作家,不過除這一點外,她們處處相反:門羅一生待在安大略,觀察小鎮上的人與事,迦蘭則出生于魁北克的第一大都市蒙特利爾,而后自我放逐,一本正經地要做四海為家的人。十歲時,迦蘭的父親去世,母親改嫁,八年間換了17所中學,最后才在紐約畢業。18歲,她回到蒙特利爾,給一份現在早已不存在的報紙《標準報》當了幾年記者,其間訪問過讓-保爾·薩特這樣的法國文化名人;再往后,不到30歲,她便安排好了自己以后的人生:移居法國,從那里起步浪跡天涯。梅維斯·迦蘭做到了許多寫作者夢想的事———靠文字養活自己;但也失去了很多,比如,離了一次婚后,她便再也沒有丈夫了。

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,迦蘭都是個浪游者,可以稱得上穩定的,一是語言———她身在法語世界,堅持用英語寫作;二是她是《紐約客》的長期供稿人,這本英語世界最有名的文化刊物真正供養了許多優秀文人。從《多彩的流放》這本短篇集來看,迦蘭寫的是《紐約客》比較喜歡的那類小說:帶有自傳和回憶色彩,將個人放到一個時代的背景之下,一邊評說,一邊鋪陳幾乎不算什么情節的情節。小說里的主角林奈特·繆爾,是迦蘭本人的虛構化身,所以,你幾乎可以相信,林奈特的每一句話語或內心獨白,都是迦蘭自己想說的:她懷有巨大的熱情,要讓讀者了解她的狀態和心跡。

在與此書同名的那個短篇里,迦蘭告訴我們,她浪跡天涯的欲念是如何萌芽的:“在戰爭進行到第三年的那個夏天,我開始遇見難民。在蒙特利爾有大量的難民———對我來說,這是個無邊的奇跡。我簡直看不夠他們?!蓖耆鞘聦?,1942年,戰事最艱難的時刻,與英倫本土隔洋相望的魁北克省開始接納難民了,“他們中的每個人……都是一本我想從頭讀到尾的書?!苯酉氯?,迦蘭開始講述加拿大這個國家是怎樣成為英國人的流放地的:如果說澳大利亞是流放犯造就的國家,那么加拿大則是先有的國家,后被那些無心也無力培養子女的英國父母挑選為“寄存處”的,他們送子女上路,給他們一些錢,并且———更加驚人的是———設法阻撓他們回來。

正如“多彩的流放”一語帶有的感情色彩所示,梅維斯·迦蘭對于所有形式的流放都持歡迎,或者是好奇的態度。她興致盎然地告訴我們,自己是如何為了逃離正常的、乏味的人生軌跡而選擇與那些難民以及“匯款男”(即被流放在此、接受父母匯款維持生計的英國男人)混跡在一起的。林奈特·繆爾19歲時就已三次訂婚,這里需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,加拿大的經濟正是隨著二戰起步而騰飛的,才1000多萬人口的國家,竟有十分之一穿上戎裝,在不同時間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了大洋對面的戰火之中,因此那一段時間,國內的失業率幾乎為零。林奈特-梅維斯(她生于1922年)當然會意識到,在如此缺人的國家,早早地訂婚,早早地接受“安排”,會讓她付出怎樣的代價。后來,比她足足小17歲的瑪格麗特·阿特伍德,以一種更加清晰的女權主義的立場,對父母等長輩殫精竭慮培訓一代“合格”的加拿大女性的做法冷嘲熱諷。

一個正在騰飛的國家,恰恰可能壓抑個體人性,因為不論從話語還是從實際需要來說,它都會釋放出引力,設法把人抓牢在自己的土地上,要求更多的國民戮力效忠。這部集子里最好的小說《在零和一之間》,就講了林奈特戰時在某政府部門服務的見聞。機關里充斥著因各種原因上不了前線、或不用再上前線的男人,他們和女人們一道,聽著廣播里口氣永遠淡定的戰事報道,談論著那些可能再也回不來的小伙子。安全、閑散、缺少思考,滋生了優越感的病毒,他們既看不起難民,也瞧不上魁北克的法語加拿大人群,迦蘭寫道:“他們為什么不能挪一下地方、走一走、伸伸懶腰、跑一跑呢?他們每個人似乎都被捆綁在一個無形的廣場里;這個廣場里有我的辦公桌,我的繪圖紙,我的橡皮筋。每天早晨都要把廣場里的內容檢查一遍……”在小說開頭,她還提到從36歲到45歲之間,男人就仿佛靜止了一般不再成長———對于親歷過那個從危機、匱乏進入富足的轉折時期的加拿大人來說,這應該是個相當準確的概括。

流放構成了對一成不變的節奏的譴責、反抗、突破。在《巴黎評論》的“小說藝術”專訪中,梅維斯·迦蘭對自己在各個國家的自駕旅行以及徒步都津津樂道:“我曾前去那些我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地方,回來時筆記本里寫滿了地址?!钡终f:“還有其他一些環境,在那里我無法建立起任何聯系,不僅僅因為沒有共同的語言。哪怕在你自己的國家,也會發生類似的事?!薄白鎳哪吧恕?,對于那些明明持有國籍和公民身份,卻被趕來趕去居無定所,或者感覺不到來自同胞、鄰里、親友、制度的保護與愛的人來說,是一個特別準確的描述。

當然,梅維斯·迦蘭沒有理由厭惡自己的國家。但是,從某種角度說,或許越是在政治昌明、法律完備、文化發達的國家,人的自尊心就越敏感,就越容易被細微的因素觸動內心,產生反感或不安,并因此做出一些在其他地方的人看來過分的反應。自我流放就是這類反應之一,僅僅是出于無聊,夾雜著一些青春叛逆心態和社會主義夢想,林奈特就愿意一頭扎進自由之神的懷抱里。

《多彩的流放》這個短篇只有很簡單的一點情節,就是林奈特在火車上搭上了一個英國“匯款男”弗蘭克·凱恩斯,他沒有子女,沒有目的地,曾經旅居斯里蘭卡,行囊里塞著幾本書,愛說“生命沒有意義”。當林奈特發現,她與凱恩斯才見了幾次面,居然消息就已被人傳了出去,便立刻收拾行李離開了租住地,搬回了蒙特利爾。她已經訂婚了,并且在為日后的流放做準備:先通過結婚擺脫父母,隨后通過流放擺脫丈夫。除此之外,任何萍水相逢的戀情,對她來說都是不可能的,也是有風險的。

所以這是一種相當純粹的流放狀態,不只是“說走就走的旅行”,她就根本沒想過要停下來。加拿大軍隊參與二戰程度最高的是兩個地方,一是諾曼底登陸,二是意大利,特別是進攻西西里島。小說里的那個凱恩斯,后來就陣亡于意大利戰場,接下去,林奈特有一大段有些語無倫次的獨白:她說,流亡者死了,而蒙特利爾正在著手對當年的難民行“整合化”,給他們國籍,讓他們安定。引力的機器又開動了。于是,梅維斯·迦蘭選擇常住法國,七八十歲時還每年回加拿大一兩次,憑此保持“在別處”感。如今她年過九旬,是不是還能走動?我想,如此畢生完全隨性而為的人,必是寧愿灰飛煙滅于路上的。


投資有風險,以上信息供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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